我究竟進過幾次看守所，這在我與先生的記憶中產生了分歧。
我說是三次，他說是兩次。“肯定是我說的對，哪次不得是我去接你出來啊。”他信心滿滿地說。“那好吧。”我只好說。但再仔細想想，我又提出了其它證據，證明還是三次。“那好吧。”這次輪到他說。
無論我在居住地進過幾次看守所，在北京，我肯定是進過一次看守所，而且沒用他接我出來。那是天安門自焚案的當年，2001年1月份，月初。
在安利公司工作了十個月後，我提出了辭職。在此之前的上年十月一號之前，我被以丟掉工作而威脅，被迫寫了一份保證不會去北京的保證書。而這次，我想重寫那次的屈辱，我要去北京。
時任主管接到我的辭職申請後，把我單獨叫到一個密室，無不擔憂地問我，說你真的要去北京嗎？你想過後果嗎？我正準備把你提升到一個更好的職位。我意已決地表示，我一定要去。他說那好吧，你自己要小心。
在我和先生的出租屋內，我和其它幾名同修一起，做了一個很長的橫幅。有多長呢，圍著我的身體幾圈那麼長。橫幅的四個角縫上了繩子，四個繩子頭垂落在我的白色大衣下擺下面。
我們反复演練，其他四名男性同修負責拉起四個繩子角。而我，會在橫幅的正中間，轉身握住橫幅上端。
Susanchen@perth 